※ 這篇其實是作業，以下有洩漏卡繆《瘟疫》及外薗昌也《EMERGING》的劇情。我自己覺得寫得還滿奇怪的 :p
阿爾貝．卡繆的《瘟疫》或許讓更多人聯想到薩拉馬戈的《盲目》，然而因為我不常閱讀，所以只想得到外薗昌也的《EMERGING》。《EMERGING》的劇情與《瘟疫》有著許多相似，而其中的主角則換成更恐怖的某種未知第四級病毒。故事從第一個病人不斷地發熱、腫脹，最後在大街上炸裂死去開始，如此誇張的死法，醫生一看就知道是伊波拉之類的病毒，卻仍然無法在第一時間施行隔離，於是幾天之內感染者紛紛出現，政府才不得已實施了幾天的隔離，又在疫情尚未明朗，甚至對病毒無計可施之時，為了顧慮政局、經濟等因素，對外宣佈疫情已經解除，於是某位醫生馬上透過網路洩漏病毒可能藉由空氣傳染的發言，引發了大眾的恐慌，政府也因此再次展開隔離。最後病毒研究所的所長越權啟用了第四級病毒實驗室，從未感染者體內提煉出血清，擊敗了病毒，此時所長也感染了病毒，但因為血清即時完成，所以她沒有像《瘟疫》中的塔霍，成為傳染病的最後一個犧牲者。整體的過程中，人民的反應及政府、醫生的行動都與《瘟疫》相同。人民起初以為這只是個別案例，與己無關，到了宣佈隔離時人人自危，陷入恐慌，因為害怕被隔離，許多病人不願就醫，《EMERGING》的故事時間因為比較短，因此還沒進入最後一個階段——人民對於死亡與隔離已經麻木，不再花費精力來反抗。醫生扮演的都是正義的一方，揭穿政府的陰謀，為了病人而奔波。而政府同樣試圖大事化小，最後還是不得不實施隔離。再對比到台灣SARS蔓延時的情況，讓人驚訝地發現卡繆的描述是多麼真實，彷彿他曾經經歷這場瘟疫，但事實上當時的俄蘭城並未爆發鼠疫，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專制強權的壓迫。
此書開頭的一段引文：「It is as reasonable to represent one kind of imprisonment by another, as it is to represent any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by that which exists not. —Daniel Defoe」，便是在明示讀者：這個故事象徵了某個真實現象。卡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如果將鼠疫對應到法西斯政權，那麼主角李爾醫生所象徵的正是作者卡繆本人。正如同鼠疫爆發時，李爾醫生選擇不逃避，並留在俄蘭城為大家治療，不顧自己的愛人，連她的最後一面也沒見到，只因他認為這是他身為醫生應盡的責任。在法西斯佔領期間，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的卡繆，卻去參與了反抗的運動，戰後記者問他為什麼而參與，他只簡單說了一句；「因為我不能站在集中營那一邊。」。卡繆是個知名的存在主義學者，存在主義認為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沒有天經地義的道德或體外的靈魂，道德和靈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創造出來的，因此人沒有必要遵循任何規範，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卡繆認為人類雖然渴望秩序，但人生剛好相反地充滿了荒謬，因此人作為一個存在，必須為荒謬的人生賦予某種意義或目的，為求此意義，需要憑著自己的「良心」行事。如書中所言：「Mais il vient toujours une heure dans l’histoire où celui qui ose dire que deux et deux font quatre est puni de mort. L’instituteur le sait bien. Et la question n’est pas de savoir quelle est la récompense ou la punition qui attend ce raisonnement.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 deux et deux, oui ou non, font quatre.」就算說了二加二等於四會被處死，我們還是要堅持事實，而不能屈就於後果而改變心意，無論正義之路再艱苦，也不能違背良心。卡繆參與反抗運動、李爾等人留下來救治病人，想必就是他心中正義的體現。
李爾醫生純粹為了盡責而奮不顧身救人的行為感動了其周遭的許多人，最顯著的便是記者藍柏。藍柏為了與心愛的人見面，試圖逃離俄蘭城，李爾等人雖然一直都知情，卻並不阻止他，甚至帶點鼓勵，我想這也是責任歸屬因素，李爾認為藍柏身為一個旅行記者，對此地本來就沒有什麼責任，而追求幸福是個人的自由，無所謂羞恥。但藍柏在最後一刻還是決定留下幫忙，他從李爾身上發現人類之愛比男女之情更加重要，但我以為李爾純粹是為了盡責，如果他只是旅行記者，可能也會逃離。
潘尼洛神父的加入也是一大重點，他在加入前後各發表了一場演說，論調完全不同。第一次演說中，神父高呼我們都是罪人，鼠疫是天主降下的懲罰，必須悔改。然而當他眼睜睜看著一個無辜的小男孩痛苦的死去後，他也無法再支持自己的論調，於是第二次的演說便改為「你只能選擇完全相信上帝，相信這場災難是上帝賜予的命運，或者完全不信。」，他對於上帝的信仰雖然已經產生動搖，但在只有二擇的前提下，他仍然選擇完全信任。雖然他也加入了衛生防疫組織，目標同樣是救人，思想卻和李爾醫生完全不同。當他發現自己可能罹患鼠疫時，仍然拒絕看醫生，直到最後被迫送醫時，十字架也從未鬆手，最後死於肺鼠疫。潘尼洛神父如此選擇的原因，我想也是因為責任，對於一個無法醫治的病症，相信上帝尚能讓人得到心靈上的安慰與希望，若選擇不相信，那麼很可能陷入絕望，如果連神父都開始懷疑上帝，那還有誰會相信呢？為支撐起全城人民的一點希望，神父選擇了相信。
本書中的鼠疫，可以用以象徵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災難，諸如颶風、地震、海嘯、恐怖攻擊、專制政權等。當這類禍害降臨時，我們該怎麼辦？卡繆透過《瘟疫》提出他的看法：唯一的選擇就是和受害者一起對抗災難。你只能選擇正義，或者禍害，任何對於正義無益的行為都是禍害，沒有所謂的中立。以鼠疫為例，拒絕接受隔離級隱瞞病情的病人及家屬，其實就等於是站在鼠疫那一邊，鼠疫因為有他們得以傳染得更廣、更難消滅。因此遭遇禍害時，我們更應該守好責任，秉著良心，如此方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存在。
